（图：讲座现场）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改革道路在艰难历程中稳步发展，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如何认清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道路，坚定“四个自信”关乎每位中国人的命运。2018年11月7日晚，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62讲——《中国道路——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楼二层学术报告厅准时召开。本次论坛特邀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黄平先生为主讲嘉宾。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兼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教授担任主持人。
参加此次活动的校外嘉宾有：中信基金会孔丹理事长，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潘维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绍光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郭克彤，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经济导刊》杂志社社长季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华远集团原党委书记马绿波，罗盛咨询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程原。校内嘉宾有：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校长，商学院李欣宇书记，杨杰副院长，何欣副书记，及商学院各系老师十余人。
（图：商学院院长刘纪鹏教授致辞）
纪鹏荐语 妙语连珠
刘纪鹏院长做开场致辞。刘纪鹏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创造出人类历史的重大奇迹。这一切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大道至简的改革方法论指导下实现的。摒弃空洞、不切实际、被列宁“篡改”的一国共产主义教条，明确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回避意识形态之争，顶着一些人对”摸”论和”猫”论的曲解和嘲讽，硬是靠“发展才是硬道理”杀出了一条中国改革开放的血路。
中国改革的成功，两大因素缺一不可，一是市场化目标的确立，二是正确的改革方法论。在《大船掉头》一书中，刘纪鹏总结了中国改革方法论的四个内涵，即：渐变稳定、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法；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改革顺序；尊重国情、批判借鉴国际经验和规范的基本态度；内部主体主导改革的正确理念。猫论谈价值观，摸论谈讲方法论，大道至简，凭此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黄平教授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学说对今天中国学界方向迷茫思想混乱的现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探索的现实意义。
商学携手 共话发展
黄进校长为黄平所长颁发特邀教授聘书，黄进先生、黄平先生、孔丹先生和刘纪鹏先生共同合影留念。
（图：黄进校长为黄平所长颁发特邀教授聘书）
（图：黄进先生、黄平先生、孔丹先生和刘纪鹏先生共同合影留念）
孔丹理事长致辞表示，目前中信集团发展势头迅猛，财富总量世界排名持续跃升。中信基金会旨在兴办中国智库，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已经被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确定为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单位。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从中国的事业和需求出发，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央对于“中国学派”日益重视，学界要高举中国学派的旗帜，以中国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从中国角度研究和探寻世界性问题。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发展一定会更加稳健更加迅速。
（图：孔丹理事长致辞）
中美的道路之争从未停止。中美贸易摩擦，表面是贸易之争，实际上是产业之争，深层次而言是利益之争。中美不同利益观的冲突，是“双赢”还是“零和博弈”？今天邀请黄平先生讲授“中国道路”，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道路 古往今来
（图：主讲嘉宾 黄平所长）
随后，黄平先生展开了精彩讲座。他表示，自己最初进入学校学习哲学和社会学，主要从事国内外的扶贫工作研究。以自身经历的印度“克拉拉”地区研究为例，从经济学角度说明“道路”与“模式”的学术话语争论。随后，黄平教授从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合法性”和“连续性”三方面进行了分析。
正当性——发展才是硬道理
对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都进行过伟大的探索，而中国真正的发展腾飞源于改革开放这40年。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此揭开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理论。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中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章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最好的发展道路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
合法性——从“理性”说起
黄平所长从西方哲学起源开始，结合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合法”以及“理性”的定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表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道路合法性需要得到广泛的承认。必须历史地看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明确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直气壮地反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或“左”或“右”两种错误思潮，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对于中国道路，习近平主席曾表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连续性——道路自信的必要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黄平所长高度评价了中国进入世界组织后的思维模式，以“商量”代替“命令”是“一带一路”经济带得以推广的重要因素。共商共建是延续性的有力支撑，而延续性也可以称为合理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定“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还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拓展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谱系，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明确而开阔的文化建构。“四个自信”重要论述，从历史创造的厚度上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依据。
智者点评 思想碰撞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潘维主任进行了精彩的现场点评，潘主任从四方面进行了阐释。
第一，道路的概念，是线性的概念，是延续性的，一定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谈及道路问题便是谈及历史性问题。
第二，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同时存在着岔路。以“现代化”、“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中国早就有着国强民富的目标，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富强目标尤其是近代的富强目标饱受挫折。中国如今的成就对世界产生了巨大震撼，但是道路是曲折的，成就是有代价的。
第三，道路实际是非常明确的，而道路的描述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发展见仁见智，中国以及中国青年的发展道路依然永远存在着迷茫，永远不会完美。
第四，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有着极大的差异，西方文化产生出的西方道路源于其独特的社会理性、工具理性、政治要求。
潘维教授还联系中国的发展现状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和讨论。
（图：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潘维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绍光教授也结合自身经历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进行了点评，他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的历程中有英美和苏联东欧两部分参照系。有别于苏联的“震荡疗法”，中国走了一条渐进的道路。曾经记得同美国学者一同讨论苏联的“500天疗法”，即在500天时间之内，将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很神奇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今天回头看，中国的人均GDP以1985年为界划线，1998年时候东欧的发展已经跌入谷底，而中国却走在不断上升的道路。2008年从西方人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方式又进一步。2017年时代杂志有一期名为“China Win”，这既是褒奖，又是警告。改革开放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西方对于中国的评价是在不断变化的。
王教授以南非的土地改革为例，表示国家的改革是要以国家的独立自主为前提的，只有拥有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能力，才有改变自己国家的可能性。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中国和日本的分流源于1868年，中国近代资金的外流对于中国的发展是极大的阻碍。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迎来了真正的发展，建立了独立的人民军队和独立的财政税收，这两件事是欧美和日本经济起飞之前所做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以对外侵略和队内严重剥削压榨为代价，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中国道路意味着和平也可以发展。
（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绍光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也对于讲座进行了简要的点评和分享。
（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
（图：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
黄平所长总结道，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学派如果能够有朝一日可以将中国发展的“理”、“道”、“势”讲清楚，那么就可以将中国区别于西方“理性”道路的发展轨迹厘清。“实事求是，照抄照搬不行；稳中求进，快了慢了不行；东西南北，没有中不行。”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六十二讲圆满结束。
